参与过通州区志的编写、专门为张家湾著书、如今又在撰写《漕运一百问》，孙连庆对于大运河通州段的历史如数家珍。谈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，孙连庆坦言：“建设大运河文化带，应该首先把基础历史脉络理清楚，但现在对于基础历史的研究，投入力量仍然有限，成果也并不怎么充分，对基础历史的研究有待加强。只有基础历史有了初步成果，根基打得牢，才能衍生出对应的文化产品，影视、文学作品的创作才能正确推进。”
信：说起文化带的建设，重要的一项是“文化内涵”，您研究通州地方志20余年，尤其对运河文化深有研究，能讲讲您理解的运河文化内涵吗？
孙连庆（以下简称孙）：运河与漕运不可分割，说起运河文化，就不得不聊一下张家湾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《张家湾》，专门详解张家湾的历史。张家湾是通州地区的古镇，有“大运河第一码头”之称，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。通州古时是北京的门户，在没有汽车也没有铁路的年代，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客货运输命脉，据说在最早的元朝时商船是能直接进到北京城里的什刹海的。可后来城里人越来越多，河道却越来越浅，能通航的河段也就越来越短了，最后航运的终点就改在了通州。通州城外的张家湾、里二泗、河西务等镇都是因航运而繁荣起来的运河码头。码头的出现，人的聚集，才有了文化。要了解运河文化的内涵，对张家湾的历史深入开发，很有必要。
信：关于张家湾的形成，很多史料都有记载，但说法不一，根据您的研究，最为准确的一版是哪个版本呢？
张家湾的名字源于元代，明末清初顾祖禹撰著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，张家湾“因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”。张瑄原本就是一个海盗。
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元军攻灭南宋，形成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分离的局面，必须依赖长途水运保障大都的物资供应。为此，元朝统治者格外重视水运力量，这时出现了两个人，朱清、张瑄。他俩同时被元朝招降，已拥有海船500多艘和一批长于水上作业的士卒。次年，朱清、张瑄将南宋库藏图籍连同被俘的南宋皇帝、大臣、宫女、图籍等海运至大都。元十六年（1279年）大都地区发生严重旱灾，统治者紧急调集山东粮食，此时又是张瑄、朱清等造船运米。
海运成功，张瑄、朱清得到元最高统治者的肯定。但因为朱张二人系海盗出身，元政府对他们怀有戒心。当年，张瑄为向朝廷表示忠心，迁来族属，将海运船队总部设在长店，因长店不是正式名称，因此命名“张家湾”。
孙：这就又要说一段历史了。忽必烈死后，元成宗铁穆耳即位，朱、张的地位受到威胁，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，元政府担心朱、张作乱，以反行贿为名，拘杀朱、张及张瑄之子张文彪，家资被籍没。张瑄的旁系族属被遣回原籍，直系族属则沿今陇海路一线向西流放，几经辗转，在今甘肃省文县落脚。
据张后人张耀文的《寻根访祖京苏沪》记载：张瑄在太仓大肆修建私家园林，在北京通州张家湾建有豪华祠堂（今张家湾古城遗址处）。文中提到，张后人现居住的三个自然村，其中一个仍叫“张家湾”，这个位于甘肃的张家湾，至今存在，并且张氏家谱中写道：“祖居北京通州张家湾，高祖张。”
元代在通州还设有造船，这个，也应该是张瑄所创建。由此推测，那时的张家湾附近，应该有一个与白河相通的大水面，可以为停泊与修造船舶提供便利。张家湾村落，是张瑄迁来族属以后形成的，今张家湾中心小学广福寺原址所埋藏的十余尊元代铁佛，也应该与张瑄有关。
信：大运河通州段的历史面貌如何，有一幅图写得很真，就是《潞河督运图》，您如何看到这幅图在如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？
孙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北宋，不知道汴梁，但一般会听过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。大运河通州段如今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象征。《潞河督运图》不如《清明上河图》那么出名，人们对于这段曾经繁华的历史并不了解。但它却是人们了解运河古文化的一个窗口。
孙：《潞河督运图》为京口（今江苏省镇江市）江萱绘制于清乾隆年间。潞河，即京杭大运河通州段。《潞河督运图》不仅仅是一幅漕运盛况图，也是一幅民风图，还原了清期通州民风原貌。这张图共绘了人物820余人，鲜活地描绘了潞河漕运的情景，反映了清代中晚期通州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社会风情，是通州历史的形象载体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正如民国年间朱启钤曾经评价，意味尤近乎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之作，尤为国家重宝。
孙：运河水运，对于维系封建国家统治、促进南北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，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通州因其重要作用，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。清代康熙皇帝巡幸通州即达27次。至清光绪年间，通州已成为拥有102条街巷的京东首邑，商业、服务业繁荣，素有“一京二卫三通州”之誉和“小燕京”之称。而《潞河督运图》就是反映了清代乾隆中晚期农历三五月间潞河漕运的盛况，写尽了当年通州的繁花盛况。
就我看来，《潞河督运图》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意义甚大，所以，建设文化带应该首先把基础历史脉络理清楚，但现在对于基础历史的研究，投入力量仍然有限，成果也并不怎么充分，对基础历史的研究有待加强。只有基础历史有了初步成果，根基打得牢，才能衍生出对应的文化产品，影视、文学作品的创作才能正确推进。
中共党员，从事地方志工作20余年。曾任《通县志》常委副主编,《通州区志》副主编，主要著述有《通州名人》《与人合作》《漫话通州》《张家湾》《通州历史集萃》，整理出版《民国通县志稿》等。
